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永续发展再辟通途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引起海内外关注。 作为一项创举，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层面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展示了一条通向永续发展的可行之路。 现代化是世界性潮流，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00多年前，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越来越清晰，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条越来越快。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全面脱贫、小康梦想成真，创造了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转变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时部分”。 “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行时部分”。最终要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幸福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此节点，中共二十大发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并基于一系列实践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释。 “现代化”曾被视为“西方的发明”，话语基本为西方所垄断。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认为，“中国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的定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由单数变为复数，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 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划等号一度盛行。一些“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反而迷失了自己，陷入发展陷阱。 正如习近平17日在参加中共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中国基于国情走出一条“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向世界表明“走得对、走得通”，也能“走得稳、走得好”。 王义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自己主场的现代化”，启迪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增强他们“你能够成为你自己，实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信心。 置于世界现代化版图上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经典模式的单选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探索的开放题。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当前西方现代化困境也具有观照意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之相对照，西方现代化被认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在周文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和谐，而西方现代化制造了一种冲突感，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等乱象预示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失灵，“西方需要调整观察世界的视角”。 从面向未来的维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进步的价值底色，尤其是注重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国与国关系和谐，对人类如何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有破题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地缘冲突到环境问题，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风险。破坏性、扩张性的现代化老路，已遭到越来越多质疑。人类未来需要新的价值参照。 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可分享、可持续、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契合人类未来。 从文明的高度来看这份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王义桅认为“它不仅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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